近日，为期3个月的丹东杜鹃花卉展在大连百合农场举行，60多个品种、5000余盆盛放的杜鹃，花开如海，争奇斗艳。

丹东杜鹃，品种繁多，造型独特，美不胜收，常在国事活动中亮相，而作为丹东的市花，“她”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李相君设计的造型杜鹃作品

老花匠“捡漏”

丹东老花匠栗万年从二十几岁就开始迷恋杜鹃，有着50多年养杜鹃的经历，他曾给记者讲过一段曲折的“捡漏”故事。

2001年的一天，他从花友那得知：孤山镇一户人家有一盆50年的杜鹃要卖。听到信儿，他赶紧坐车去。凭经验，他断定这盆杜鹃的花龄在60年以上。“据说当年是庙里养的，后来流落民间，几经周转，来到现主人家里。两年前，这家主人去世，子女都不懂花，想低价处理，省着占地方。”高龄杜鹃又具有传奇经历，正是“玩花”者看重的。借用古玩行话，栗万年这次捡了个“大漏”。

回到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修剪这盆老杜鹃，就有买家找上门。在对方第三次登门并且出了高价后，栗万年动心了。

转眼工夫，一盆花就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久经沙场”的栗万年来说，已不算怪事。在他看来，每一盆高龄杜鹃的背后，都凝聚着花匠多年的心血，这就是“她”的价值所在。

与丹东杜鹃有关的书籍

藏家的“杜鹃情结”

都对杜鹃情有独钟，但与栗万年不同的是，仇毅军不养花。

仇毅军靠收藏丹东老物件在圈内小有名气。随着收藏经历的不断丰富，某一天，他突然发现，在自己众多的藏品中，与杜鹃相关的竟占有一席之地。

老挂历，老日记本，老明信片，甚至门票，都有丹东杜鹃的身影。有了这样的积累，他便开始深入研究丹东杜鹃的发展史。

“丹东杜鹃闻名全国，怎么来证明？”

仇毅军在翻阅资料时了解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北京园林部门专门来丹东找杜鹃。最后，锦江山公园将数十盆大棵含苞待放的杜鹃运到北京，放置在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大厅里。也许，正是在那一次“露脸”，丹东杜鹃一举成名。“在随后的1977年广州花展，1979年、1980年北京花展，丹东杜鹃都大放异彩，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大城市公园、单位争相求购的花卉珍品。”

在仇先生的藏品里，有一张不起眼的门票，他却视若珍宝。那是一张1983年4月5日在锦江山举办的丹东首届杜鹃花展的门票。同时，他还收集到了主办单位印制的花展纪念品——16张彩色小画片，分别是16种不同品种的杜鹃花。

掀起一股热潮

仇毅军在对藏品分类时发现，有那么一个阶段，丹东出的纪念册、纪念章、书籍、杂志、企业宣传册、商标广告等，都有杜鹃的图案。从出现的时间来看，大部分藏品都跟丹东杜鹃在1979年—1985年间掀起的一股热潮有关。

“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花卉市场，大伙都聚在锦江山大门口交易。”栗万年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丹东花卉市场的雏形就在锦江山门口。实际上，那时不是卖成盆的杜鹃，而是卖花枝的芽苞。“一个芽5块钱，一个小枝儿能劈出五六个芽。”栗万年说，如果遇到新品种，即使是花高价，还得“求人找关系”才能拿到货。

“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才几十元，高的也就是百元左右，可手上如果有几棵杜鹃，就能卖好几百甚至上千元。”栗万年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也为买杜鹃付出很高的“代价”。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手里的杜鹃开始增值了，特别是经过一番独特的造型后，盆盆都价格不菲。

仇毅军收藏的印有杜鹃图案的剪绒帽包装盒

“杜鹃城”和“丹东市花”

在栗万年眼里，杜鹃改变了他的生活。而在仇毅军眼里，杜鹃曾影响过丹东经济。

1979年—1985年间，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花卉生产，繁荣经济，出口创汇。丹东市委、市政府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充分利用丹东杜鹃知名度高、养花自然条件好、市民养殖杜鹃有基础的优势，于1980年提出要把丹东建成杜鹃城。1984年，丹东市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命名杜鹃花为丹东市花。

彼时，杜鹃花不仅是丹东的名片，更有“把丹东杜鹃做成一个能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的趋势。

“那时不管是机关院校、厂矿企业，还是城市街道、郊区农村，都把养杜鹃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主要项目。” 仇毅军对这个阶段的杜鹃发展研究得很细。那时，全市各单位凡是有条件的，大都建起了花窖，最多时全市共建花窖800多个，从业人员数以千计。

仇毅军的研究，在《丹东日报》老报人战科编著的《丹东杜鹃》（1984年8月出版）一书中得到印证，据该书记载：“……市里成立了花木公司，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花窖，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也越来越多。”

进入规模发展期

根据仇毅军的研究，大约从1992年起，丹东杜鹃又掀起了第二波热潮。这次热潮是市场经济起了作用。“不管是花卉生产企业和花卉专业户，都是理智的。”据他分析，正是这一轮发展，丹东杜鹃的价格趋稳，像栗万年这样的老花匠，也在圈内确定了应有的知名度。

“但这波热潮时间很短。”据曾在原市农委任职，担任过丹东市花卉协会名誉秘书长的相伟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丹东杜鹃热潮期短暂的原因是体量小，在全国的花卉市场还没有占有一席之地。2001年，他们摸底调查，全市仅有500亩左右的生产规模。

到2001年，相伟所在的原市农委农业处把花卉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主导产业纳入到日常工作中。到2004年初，全市杜鹃生产的总面积超过了5000亩。而此时，丹东杜鹃又在悄然进入第三波热潮期。李相君便属于这波热潮中的佼佼者。

李相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行，正值第二波热潮。他靠两万元起家，买下一栋简陋的蔬菜大棚当花窖，并一次性买下了一万多株杜鹃小苗。经过几年的摸索，李相君不但逐渐收回投资，还写出诸如《三年生杜鹃花冠增大到80公分栽培技术》《杜鹃花入窖前黑斑病防治》等科普文章。

产业发展起起伏伏

“进入低谷也很快。”随后的发展，让相伟始料未及。因为当时一味追求产业的规模，而忽略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价格也在花农竞相压价中，一低再低，直至一蹶不振。面对这样的局面，规模大的花农开始关注花的品质和品种，加大投入，以优取胜。而规模小的，则持着一种“保本就卖”的态度。

在这一轮优胜劣汰中，造型杜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很多花农因此大赚了一笔，从而把产业坚持了下来。栗万年和李相君便是其中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栗万年一直关注国内盆景业的发展，有一次去沈阳参加盆景研讨，有个朋友提醒他：杜鹃不能做盆景吗？这一句提醒，让他茅塞顿开。后来比较流行的造型如“悬崖”、“云片”杜鹃，都成了他的拿手作品。“市场上也频出高价。”相伟记得，当时一盆“云片”最高价能卖到4万多元。

李相君培育的一盆“太极八卦图”造型杜鹃，在香港花卉展览上获得“最具特色奖”，同时摘下全国首届盆栽花卉交易会金花奖的桂冠。

“杜鹃产业发展还得遵循市场规律。”相伟说，全国有三个杜鹃花发展基地，一是丹东市，二是福建省漳平县永福乡，三是浙江省宁波市柴桥镇。“别看人家是乡镇，咱们是市，但要论产业规模和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丹东都不如这两个地方。”但相伟同时认为，如果从发展空间看，丹东可大多了。

挺进上海世博会

正当为无法迅速打开局面而一筹莫展时，“露脸”的机会却来了——2010年，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上，就盛开着丹东杜鹃。

那年年初，在采访栗万年时，当记者提出想到花窖看看时，他面露难色，最后他向记者解释，有两个花窖是用来控温的，以使杜鹃不过早开放。“马上就上市了，为什么还要控温？”因为当时正值春节前销售高峰期，记者的追问，让栗万年 “泄露”秘密：有100多株杜鹃是给上海世博会留的。

而能把杜鹃花卖给上海世博会的，还有李相君。

李相君为上海世博会准备的杜鹃数量要远超栗万年。在相伟看来， “只要价值提上去了比什么都强。”她希望丹东杜鹃能越来越多地借助类似于上海世博会这样的机会，既闯出名，又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