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 西周早期 宝鸡市贾村镇征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何尊铭文

  根据《周髀算经》“七衡六间图”改绘的斗柄指向与季节变化示意图

  洛邑所在的豫州，处于九州（九宫格）之“中”，是对应天上“中宫”的“天下之中”。

  历代地理指掌图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9月10日至12月17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其中，最闪亮的明星展件，无疑是1963年发现于陕西宝鸡的“何尊”，这件非凡器物内部的底部，铸有铭文12行计122字，内容为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有“宅兹中或（國）”四字，意思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营建都城——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所指乃今洛阳及其周边地区。

  何尊铭文与《逸周书·度邑解》中的一段记载十分吻合。武王克商以后，仍存焦虑，通宵不眠，周公旦得到通报后赶过去问其故，武王说：我承天命灭商，却还没有定下都邑，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确定承受天命，怎么能安睡呢？武王对旦又说：如果要确定承受天命，平灭殷商，就必须依傍天室（上天的都邑），那里有上天的法令；依傍天室的地方在哪儿呢？不需要到远处去寻找，就是洛地；上天已经经过反复探求，一定会祐助我们，洛地距离上天的都邑不远，以后定都于兹，就把这里叫做度邑吧（参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武王病逝后，“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

  营建洛邑，被武王视为“天命”的一部分，故成王继位后，便“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那么，一系列的问题来了——什么是“天”？什么是“天命”？为何要在洛邑营建都城，并称其为“中国”？“中国”的概念又是如何起源的？

  先来看看，什么是“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人的天地观，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天圆地方”。那么天如何圆？地如何方？通常是令今人非常费解之处。事实上，古代天子的“天”，并不是我们头顶的这片天，而是只有到了晴朗的夜空，才能观测到的一个小小的圆形区域，这就是——北天极。上古时代，先民热衷亲近自然，仰首即见星空，人们在“观象授时”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循星宿的秩序，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天”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天文观念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相关。

  “观象授时”系统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北天极”和“北斗”的运行规律制定相应的人间制度与法则。北天极是终夜处在不断运动状态的所有漫天繁星中相对不动的点，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天象观测的总坐标。周天的星星和北斗，围绕着北天极，周而复始地运转，北斗和北天极之间的范围，被视为“中央”，即天中——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天道规律，这种规律被中国早期先民转化为人间应该遵循的秩序，即——臣民就应该像周天的星星那样，有秩序地围绕在帝王周围，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而不越轨。但极星的概念绝不等同于北天极：极星是一颗星，北天极是一个虚无的点，此即春秋以后老子所言的“无”，亦曰“道”，乃万物之源（谈晟广《星天之枢：基于艺术与考古的古史新证》）。极星及其拱极形的周边区域则逐渐成为象征天帝的活动范围，即所谓“帝之常居”——这也是很多拱极形图绘的象征性源头。

  早期文献如《夏小正》《鹖冠子》《逸周书》等记载：“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在天穹中央旋转，犹如天帝乘车巡行天界，指示着天下的时间变化，汉代，“极”与“斗”的关系则演变为象征“天帝”与“帝车”的关系，正如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所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也就是说，人间的一切秩序，诸如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极其重要的阴阳、四时、五行、节度，等等，都是根据星宿的运行规律制定的。人们根据斗柄在一年中的不同指向规律，可以确定四时寒暑的往来更迭，从而可建立较早的时间系统和后来的黄道二十八星宿坐标体系。出于观象授时的需要和识星的方便，先民逐渐将由恒星组成的各种不同形象的星群加以区分，于是形成了早期的星座。这些星座包含的星数不同，多者达几十颗，少者仅一颗。《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星座（星官）共有91个，包括500多颗恒星，这些星座为适应占星的需要，被赋予帝王、百官、人物、土地、建筑、器物、动植物等名称，形成天上与人间对应的以宫廷为中心的各种组织和星官分野，这表明，至少在司马迁之前，成熟的中国天文体系就已经基本形成。

  回到西周初年，武王为何在克商大业完成之后，仍然焦虑得睡不着觉，认为自己一定要在营建洛邑之后，才算完成天命？“天命”，意即天道的意志，《书·盘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较早出现该词。武王所认为的“天命”，到底是什么？

  近年发现的“清华简”《保训》篇，是极其重要的先秦文献，内容是商朝灭亡前的周文王五十年，文王临终前向太子发公布政治遗嘱的一篇实录体文字。篇中包含了三个与“中”有关的故事：其一，舜因为得到“中”而成一代圣君；其二，夏朝时，有易氏首领绵臣杀了商族首领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求祀于“河”，得到了“中”，微用“中”让有易氏服罪，并将“中”作为宝训传给子孙，其六世孙成汤以“中”而“受大（天）命”，完成灭夏建商大业；其三，商晚期，“文王受命”，也得到了“中”，志在灭商，然事未竟身将死，文王临终前将“中”作为政治遗产的宝训传达给太子发（即武王），希望他未来能凭借“天命”，继续完成使命——接受了文王在弥留之际授予的“中”，武王凭借“天命”，最终完成革“大国殷之命”的任务，开始了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赫赫宗周”的时代。在《保训》里，“中”体现了夏商周三代“天命观”的核心内容。

  “清华简”《保训》里提到的“中”，所指到底是什么？学者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中”，就是武王所继承自文王的“天命”。不过，武王又为何将营建洛邑视为“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如今，洛阳之南的登封告城镇观星台南侧，有传说中的“周公测影台”（有人认为是唐僧一行所立）。所谓“测影”，即通过观测太阳照在“表”（立柱，高八尺）落在“圭”（底座）上影子的长度，来判断节令，日影最长的那天为冬至，日影最短的那天为夏至，日影长短变化的等分点则为春分和秋分，日影长短变化的一个周期为一年。何尊铭文里的“中”，很可能原指用来测日影的圭表。关于周公营建洛邑，建中制礼，《周礼》开篇则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惟王建国：建，立也。营邑于土中。《司徒职》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辨方正位：辨，别也，《考工》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以为民极：极，中也。（均见《周礼注疏》）

  洛阳区域被视为“地中”，背后隐含的是什么概念呢？这就可以用来解释所谓“天圆地方”、大地何以是方形这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上古中国，有“九州”的概念。在《尚书·禹贡》中，记载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将天下分为九个区域，即后来所说的九个州。“九州”在后世成为总括“天下”的一个代名词。在一些文献中，“九州”具体所指并不统一，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和《吕氏春秋》等，虽各微有差别，但是九州的中心之州——豫州，却是不变的。

  事实上，所谓“九州”，即把天下分成9个区域，形成了一个“九宫格”式的图形结构，实际反应的是“四方”（东、南、西、北）、“五方”（或“五宫”，东、南、西、北、中）和“八维”（东、南、西、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等观念——洛邑所在的豫州，处于九州（九宫格）之“中”，是对应天上“中宫”的“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夏商周）之君，皆在河洛之间。”考古学上，河南省内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夏朝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则可能分别各是商代早期某阶段的都城；河南北部的安阳，则是明确的商代晚期都城。洛阳所在的区域，被认为是与“天中”（天的中央）对应的“地中”（大地的中央），“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也就是说，只有在“天下之中”的洛邑接受“四方”诸侯的朝拜，才能形成像周天星星环绕北天极一样的同心圆的结构。

  同心圆的结构，也正是周人“制礼作乐”的核心内容，即确立周王的政权由嫡长子继承制度：周王崩，嫡长子立，是为“大宗”，周王的嫡出次子和庶出子则封邦建国而为诸侯，“以藩屏周”，是为“小宗”；诸侯乃至卿大夫、士之阶层的“大宗”和“小宗”均以此类推。嫡庶之制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分封，最后形成以天子为圆心，由核心到外缘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工、商、奴隶的同心圆式宗法制度社会结构。《诗经·大雅·板》云：“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这句诗的内涵，正清楚地说明了宗法制度的结构：诸侯之大邦作为第一层外圆，是卫守作为圆心的周王室王畿之地的屏障；从周王到士的各层“大宗”就是各层家、国的栋梁；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等，都要为政有“德”，国家乃安宁；各层宗子就是维系各层家、国的城墙。作为最高级别大宗的宗子——周王，也就成为“天”之“元子”，即“天”的嫡长子，又所谓“天子”。《周颂·清庙之什·时迈》曰：“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序有周。”天帝将众多的诸侯邦国都看做是自己的儿子，不过，一切都要顺应天之嫡长子——周王的统治——也就是像周天的星星有秩序地环绕北天极运转一样。

  所以，洛邑就是“中国”——体现了西周时期，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性意义，也是为何武王将营建洛邑视为其“天命”之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文王在遗训中苦口婆心所传达给武王的“中”，乃至后来周公“制礼作乐”的核心动力，正是源自上古以来对于“正北天之中”的北天极之无上尊崇。而此观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在与“天”的共生中，最终归结为：人如何与“天”共处——即知“天命”、循“天道”。古代中国的王权社会，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就是，王朝对历法和天象的解释权进行绝对控制是至关重要的，由天授予统治者之“天命”仍然是一个王朝合法化所需的因素。这种由古代王权掌握的星占体系专据天象来预测人间的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王位安危、国势盛衰等。作为至高无上的“天帝”之所居的天的“中央”北天极，由其衍生的“中”，便成为上古三代流转的“天命”之具体内容，制度的上层设计，包含了一切从天文到人文转变的人间秩序——天文历法、帝王之道、法律法规、礼仪制度、州国分野、处事原则、人文思想等方面。“中国”，也正是由“天下之中”的概念，慢慢扩展为后世的中国概念。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一切源于“天”——天道的运行规律，自然运行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绵延至今而未曾断绝，且“与天久长”的秘密所在吧。